從趙雪陽先生的通訊（三月三十一日本刊）裡，知道對於我那篇“青年必讀書”的答案曾有一位學者向學生髮議論，以為我“讀得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讀確是讀過一點中國書，但沒有“非常的多”；也並不“偏不讓人家讀”。有誰要讀，當然隨便。只是倘若問我的意見，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是這麼一個意思——我向來是不喝酒的，數年之前，帶些自暴自棄的氣味地喝起酒來了，當時倒也覺得有點舒服。先是小喝，繼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減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經害了腸胃。現在有時戒除，有時也還喝，正如還要翻翻中國書一樣。但是和青年談起飲食來，我總說：你不要喝酒。聽的人雖然知道我曾經縱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決不因此反對牛痘；即使開了棺材鋪，也不來謳歌瘟疫的。

就是這麼一個意思。

還有一種順便而不相干的宣告。一個朋友告訴我，《晨報副刊》上有評玉君的文章（２），其中提起我在《民眾文藝》（３）上所載的《戰士和蒼蠅》的話。其實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並不是說現在的文壇。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後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至於文壇上，我覺得現在似乎還沒有戰士，那些批評家雖然其中也難免有有名無實之輩，但還不至於可厭到像蒼蠅。現在一併寫出，庶幾乎免於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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