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進社年會的講壇上“勸治史學”以“儲存國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舉了一條益處，就是一治史學，就可以知道許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學的，所以將多用驚歎符號應該治罪的話，當作一個“幽默”。其意蓋若曰，如此責罰，當為世間之所無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學的。所以於史學很生疏。但記得宋朝大鬧黨人（４）的時候，也許是禁止元祐學術的時候罷，因為黨人中很有幾個是有名的詩人，便遷怒到詩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條命令，不準大家做詩，違者笞二百！（５）而且我們應該注意，這是連內容的悲觀和樂觀都不問的，即使樂觀，也仍然答一百！

那時大約確乎因為胡適之（６）先生還沒有出世的緣故罷，所以詩上都沒有用驚歎符號，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萬了，加上“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炮彈”（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萬。衣萍先生所擬的區區打幾百關幾年，未免過於從輕發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個很寬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學心理學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詩又怎麼開了禁呢？聽說是因為皇帝先做了一首，於是大家便又動手做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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