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這《編完寫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經收在《華蓋集》裡了，題為《導師》和《長城》。獨獨這一段沒有收進去，大約是因為那時以為只關於幾個人的事情，並無多談的必要的緣故。

然而在當時，卻也並非小事情。《現代評論》是學者們的喉舌，經它一喝，章錫琛先生的確不久就失去《婦女雜誌》的編輯的椅子，終於從商務印書館走出，——但積久卻做了開明書店的老闆，反而獲得予奪別人的椅子的威權，聽說現在還在編輯所的大門口也站起了巡警，陳百年先生是經理考試去了。這真教人不勝今昔之感。

就這文章的表面看來，陳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濟法律之窮，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點。但我並不是說：陳先生是儒家，章周兩先生是法家，——中國現在，家數又並沒有這麼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補記。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週刊第四期。發表時共有四段，總題《編完寫起》。後來作者將第一、二兩段合為一篇，改題《導師》，末段改題為《長城》，編入《華蓋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關於新性道德問題的論爭，魯迅還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寫了《編者附白》，現編入《集外集拾遺補編》。

（２）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和章錫琛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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