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2），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訊（3），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4）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麼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裡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迴圈日報》（5）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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