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對中國有過多的專家很有意見，一會兒這個說應該這樣，一會兒那個說應該那樣，滿世界專家，好像除了讀者全是專家。對此沒有什麼太多新鮮的可以說，收入《毒》裡一篇自己喜歡的文章，我覺得它還是放在這裡比較合適。

在以前我急欲表達一些想法的時候，曾經做了不少電視談話節目。中國真的是個只說不做的民族，這點可以從談話節目的數目看出來。在其他各種各樣的場合也接觸過為數不少文學哲學類的專家教授學者，總體感覺就是這是素質極其低下的群體，簡單地說就是最最混飯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幾個民工造成的損失比死幾個這方面的專家要大得多。

在做中央臺一個叫《對話》的節目的時候，他們請了兩個專家，聽名字像兩兄弟，說話的路數是這樣的：一個開口就是——這個問題在××學上叫做××××，另外一個一開口就是——這樣的問題在國外是××××××，基本上每個人說話沒有半個鐘頭打不住，並且倆人有互相比誰的廢話多的趨勢。北京臺一個名字我忘了的節目請了很多權威，這是我記憶比較深刻的節目，一些平時看來很有風度的人在不知道我書皮顏色的情況下大談我的文學水平，被指出後露出無恥模樣。有一家報紙前幾天登了兩位名家的文章，字裡行間顯露的是極其不專業的妒忌——主要原因是這兩人這輩子所有寫過的書的銷量的總和的三倍都可能不及我一本書一年銷量的一半，所以極其不服，文章酸味橫溢。但是他們自有老奸巨猾之處，事先就說明沒有看過我的書，就談這個現象。姑且不論現象一定要建立在作品本身的質量上，不幸的是，後面又說我的東西比六十年代那批人的東西差遠了。既然沒看過我的東西哪裡來的比較呢？中國文學沒有起色的很大原因是有這些做事說話極其不負責任但又裝出一副很誨人不倦的樣子的人長期佔據文學評論的權威位置，對圈內朋友的互相吹捧，對不同觀點的極力打壓，對傑出新作的不屑一顧，而且這幫人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在於在做以上事情的時候外表上表現出的另外一個極端，比如常說文壇一定要不斷出現新人和不同聲音之類的，然後一旦有新人寫的暢銷小說馬上說現在的讀者人心浮躁，一旦有不是自己寫的東西引起爭議馬上說是作者譁眾取寵，但又苦於自己的東西根本沒人看，想譁眾取寵一下又拉不下臉，只能縮在一旁乾眼紅。這是說現在的一些有點歲數的評論家作家，也可能以前有過什麼光榮的事情，比如說文章入選小學中學課本啦(其實這證明他們的文章達到了中小學水平)，或者被評上幾個什麼獎啦(評委都是自己的朋友，來年自己當評委再評自己的朋友獲獎)，他們的最大理想估計是文壇能變成一個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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