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的初春，還在上高中的靜秋被學校選中，參加編輯新教材，要到一個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貧下中農家裡，採訪當地村民，然後將西村坪的村史寫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學生使用。

學校領導的野心當然還不止這些，如果教材編得好，說不定整個K市教育系統都會使用，又說不定一炮打響，整個L省，甚至全中國的初高中都會使用。到那時，K市八中的這一偉大創舉就會因為具有歷史意義而被寫進中國教育史了。

這個在今日看來匪夷所思的舉動，在當時就只算“創新”了，因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資、修的一套，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樣：“長期以來，被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們統治著”。

文化革命開始後，雖然教材一再改寫，但也是趕不上形式的飛速變化。你今天才寫了“林彪大戰平型關”，歌頌林副主席英勇善戰，過幾天就傳來林彪叛逃，座機墜毀溫都爾汗的訊息，你那教材就又得變了。

至於讓學生去編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標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總而言之，就是貴在創新哪。

跟靜秋一起被選中的，還有另外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都是平時作文成績比較好的學生。這行人被稱為“K市八中教改小組”，帶隊的是工宣隊的鄧師傅，三十多歲，人比較活躍，會唱點歌，拉點二胡，據說是因為身體不大好，在工廠也幹不了什麼活，就被派到學校來當工宣隊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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