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

見信好。

1990年到1998年，我在協和醫科大學認真學過八年醫術，正經科班唸到醫學博士，從DNA、RNA到細胞到組織到大體解剖，從生理到病理到藥理，從中醫科到內科到神經科到精神科到婦產科。十多年前，學完八年醫術之後，飲酒後，嘔吐後，枯坐思考後，我決定不再做醫生。

當時決定不做醫生，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懷疑醫生到底能幹什麼。

學醫的最後三年，我在基因和組織學層面研究卵巢癌，越研究越覺得生死聯絡太緊密，甚至可以說，挖到根兒上，生死本來是一件事兒，不二。多數病是治療不好的，是要靠自身免疫能力自己好的。我眼看著這三年跟蹤的卵巢癌病人，手術、化療、復發、再手術、再化療，三年內，無論醫生如何處理，小一半的死去，緩慢而痛苦地死去，懷著對生的無限眷戀和對死的毫無把握，死去。

第二個原因是擔心做醫生越來越艱難。

其實，學了一陣兒醫之後，我基本明白了，醫學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科學，醫學從來就應該是：Tocure,sometimes.Toalleviate,moreoften.Tocomfort,always（偶爾治癒，常常緩解，總能安慰）。我當時擔心的是，這麼做，除了救死扶傷的精神愉悅之外，醫生還能收穫什麼？完全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醫生又能精神愉悅多久？人體組織結構和解剖結構之上有疾病，疾病之上有病人，病人旁邊有醫生，醫生之上有醫院，醫院之上有衛生部和發改委和財政部，醫院旁邊有保險機構，保險機構之上有保監會和社保部。在現代社會，醫生治療病人，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活動。在醫療衛生上，國內強調平均、平等、“全民享有醫療保健”，強調計劃調節、遠離市場。“藥已經那麼貴了，就只能壓低醫生的收入，醫院就只能以藥養醫。”美國的醫生收入好些，但是，不但訴訟橫行，而且也從根本上解決不了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問題：“如果新生產出一種救命的藥物，成本十萬，定價一千萬，合理嗎？應該管嗎？新藥定價一千萬，是應該給付得起的病人吃呢，還是應該給所有有適用症的病人吃呢？美國百分之三十的醫療費用花在兩年內要死的人群上，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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