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這樣一個奏摺:“恭請萬歲萬安。竊臣於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風聞太倉盜案,一面遣人細訪,一面即繕折,並同無節竹子,差家人王可成齎捧進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揚,據稱:”無節竹子同奏摺俱已進了,摺子不曾發出。臣煦聞言驚懼。伏思凡有摺子,皆蒙御批發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賜發。今稱不曾發出,臣心甚為驚疑。再四嚴刑拷訊,方雲:“摺子藏在袋內,黑夜趕路,拴縛不緊,連袋遺失德州路上,無處尋覓。又因竹子緊要,不敢遲誤,小的到京,朦朧將竹子送收,混說沒有摺子,這是實情。‘等語。臣煦隨將王可成嚴行鎖拷,候旨發落。但臣用人不當,以致遺誤,驚恐惶懼,罪實無辭,求萬歲即賜處分。茲謹將原折再繕寫補奏,伏乞聖鑑。臣煦臨奏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康熙硃批:“凡爾所奏,不過密摺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併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還不在康熙的寬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態:皇帝認為派人暗訪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譽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辦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風,無論如何不能讓旁人知道。康熙批覆密摺,從來不假別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書寫,勉強用左手批覆。但在政治黑暗的時代,統治者派遣探子私訪密奏,卻眾所公認是理所當然。這種對“特務工作”的價值觀念,是政治清明或腐敗的一種明顯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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