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頓報告書〔２〕採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眾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為中國好友，且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才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著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繫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３〕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苦心？

為著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覆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只是沒有相當的檔案。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覆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佈告”。這裡可以找著“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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