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２〕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Ｒｅｄｓ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Ｒｅｄｓ的流血史蹟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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