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起，彷彿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於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於有些人似乎總是搔著癢處的時候少，碰著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於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於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大腳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後，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麼？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①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於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於是就間或留心著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並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著費什麼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後來，在覃哈特博士（Dr.O.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裡，總算髮現了那原因了。據說，是這麼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夥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我怎麼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眾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樑來，它便招待，同行，將弓著脊樑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裡！”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後，狗和貓便成了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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