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西安事變。

汪精衛在去年十一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時被刺，然後出國，政權的鬥爭，也就是決定這個國家將被什麼力量統一，並且象徵的鬥爭，告了段落。學生運動底怒潮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接著是七君子案件。覺醒了的人們，失去了故鄉的人們，以及悲憤祖國的人們，對政府所要求的，是抵抗侵略者。這個強大的要求促成了在政治關係上頗為複雜的西安事變。

南京市民們，在汪精衛被刺時憐憫過；在藏本事件時慌亂過；在學生們衝破了無數的防線來到戒嚴的南京時悲哀過——他們覺得和平是不可企望了。但在根底上，他們依然消沉，對學生運動和汪精衛被刺同樣的淡漠。

而在這一連串的鬥爭裡，南京找到了可以依託的人物；中國底公民們，找到了他們底“領袖”。因此，西安事變，是在南京造成了空前的政治性的緊張。

蔣家底人們，忙碌著蔣秀菊底訂婚；在訂婚的早晨，傳出了西安事變底訊息。

對於蔣秀菊，如人們所常常經歷的，那個被朦朧地期待著的、並且驕傲地防禦著的東西突然地到來了，於是一切都清楚明白了。“是的，我都想過了，應該是這樣。”蔣秀菊想，走進了訂婚底禮堂。

蔣秀菊在夏季畢業。畢業前後，她常常和朋友們到金陵大學去，在唱歌和基督教底講習裡，認識了一個神學學生。於是，那種憂鬱病，那種幻想，便來襲擊了；於是她便常常一個人去唱歌了。而且因為畢業後無處可去，她便跋徨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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