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女人的本分中，實屬無可非議。女人是“賢妻良母”，她既忠貞，又柔順，而常為賢良的母親，抑且她是出於天性的貞潔的。一切不幸的擾攘，責任都屬於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個女人夾在裡頭。

愛神，既支配著整個世界，一定也支配著中國。有幾位歐美遊歷家曾冒昧發表意見謂：在中國，吾人覺得性之抑制，反較西洋為輕，蓋因中國能更坦直的寬容人生之性的關係。科學家靄里斯（HavelockEllis）說過：現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刺激包圍著男子，一方面卻跟隨以最大的性壓迫。在某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壓迫在中國都較為減少。但這種象是真情的方面，坦率的性的優容只適用於男子而不適用於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逼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馮小青的一生，她恰恰生活於莎翁創作其傑作的時候（１５９５——１６１２），因為嫁充側室，被其兇悍的大婦禁閉於西湖別墅，不許與丈夫謀一面。因而養成了那種自身戀愛的畸形現象。她往往樂於駐足池旁以觀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當其香消玉殞的不久以前，她描繪了三幅自身的畫像，常焚香獻祭以寄其不勝自憐之慨。偶爾從她的老媽子手中遺留下來殘存的幾篇小詩，看出她具有詩的天才。

反之，男子實不堪受性的壓迫，尤其那些較為富裕的階級。大多數著名的學者象詩人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輩，都曾逛過妓院，或將妓女娶歸，納為小星，故堂而皇之，無容諱言。事實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飲，無法避免，也無慮乎誹謗羞辱。自明以迄清季，金陵夫子廟前的汙濁的秦淮河，即為許多風流豔史的產生地。這個地點的鄰近夫子廟畔，是適宜而合於邏輯的，因為那是舉行考試的地點，故學子云集，及第則相與慶賀，落選則互相慰藉，都假妓院張筵席，直至今日，許多小報記者猶津津樂道其逛窯子的經歷，而詩人學者都曾累篇盈牘的寫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極親密的與中國文學史相追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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