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正月，歐洲大寒，凍死了許多流浪漢。在俄羅斯邊界和阿富汗，仗繼續打著。不知其數的人死於溝壑，暴屍荒野。我們這些存活的人等著看1997年的徐徐開展。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踏著鋼鐵的步伐進入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開啟另一頁不可預測的歷史。這一年，是臺灣解嚴的十週年紀念。

紀念？也許，但若說慶祝，許多人或許要反問：慶祝什麼？與十年民主如影隨形的是官商勾結、黑道橫行、權力鬥爭。對臺灣這個社會，十年回首，我們究竟進步了多少？從威權政治走進民主，我們又學到了什麼？當舊的價值一一解體時，我們是否還有某一個共同的信仰？我很想問問我的同代人。

臺灣的社會是否較十年前“進步”，恐怕沒有人敢貿然回答，因為，嘿，什麼叫“進步”？人民的政治權力顯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質是否較從前為高？治安是否較從前為好？生態環境是否較從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懼是否較從前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見得。

然而對這個問題感覺困惑的當然不只臺灣人。1989年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以為日子將從此美好，卻發現，在冷戰中至少部落間的仇恨之火也被凍結，在自由的時代中卻一一引燃爆發。一個西歐人固然不敢輕率說出“進步”二字；一個東歐人，面對冒著煙的斷垣殘壁和有了自由卻又買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嘆一口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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