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被簡單地解讀為“橫掃”上海鬚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訝異。

有些是不需要辯解的。說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當然是一種誇張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們說中國人勤奮、義大利人熱情、德國人缺乏幽默感一樣。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魯曉夫的眉毛，突出愛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學的吻合而是藝術的神似。

有些是字義的誤會。在上海接觸“所謂”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謂”兩宇，有人解釋為：我顯然不把我在上海認識的教授作家學者們當作文化菁英，何其不敬。

這個理解錯了。“所謂”兩宇是為“菁英”而加的。在社會價值越來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對“菁英”這樣的字眼不敢輕易使用，因為它可能膨脹了知識階層在一個社會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謂”文化菁英、“所謂”高階知識分子、“所謂”名作家。在職業一欄，從來不填“作家”，因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個“作者”，那就沒有“所謂”了。

至於說，必得長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對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覺得未必。我不可能寫出《啊，臺北男人！》的文章，正因為我是臺北人的一分子，長期的熟悉使人對身邊的環境見怪不怪，失去敏銳的觸覺。身在其中的觀察，也因為缺少必要的距離，往往見樹不見林，看不見全貌。對一個群體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識的驚訝來自最新鮮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視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夠取代的。多去幾次上海，我將漸漸失去這最原始新鮮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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