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外省人？"白頭髮的陳教授問我，我不經心地點點頭，卻也感覺到他表情的複雜。

離開臺灣之後，三十幾年不曾回去探過親。對於我這麼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新留學生，他一方面想特別地關照，因為我也是中國人，一方面，又有著排解不開的憎恨——我是個外省人。而做了一世異鄉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他的傷痛與仇恨，很深。我對二二八的無知，也很徹底。

一九三九年，一萬五千個波蘭人在俄國兵士的槍口下被推進一節一節發臭的火車，開往荒野中的勞工營。憂心盼望的妻子兒女在半年之中還收到幾封來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訊杳然。兩年之後，德國人在卡定河邊的森林裡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屍體，這些波蘭人的屍體。

俄國政府說這些人是德國人殺的，但提不出任何證據。波蘭的老百姓卻斬釘截鐵地認為，毫無疑問，是俄國人乾的。但是波蘭，身為蘇聯的附屬國，是不敢說話的。他們的政府不允許歷史學者去研究這段大屠殺的公案。也沒有人敢問：那沒有屍體的一萬個人又遭到了什麼結局？

歷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權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魯曉夫曾經對當時的波蘭領袖哥穆爾卡建議：設立一個特別調查團，由俄國與波蘭的歷史學者組成，共同去發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爾卡卻推諉了。為什麼？哥穆爾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當時波蘭人的愛國情緒，對俄國人越恨，愛國情緒就煽得越熱，對他的政權就越有利。解開了卡定河的歷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蘭人的恨俄情緒，對他個人的政治策略有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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