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九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家族》的作者。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最初的靈感產生帶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戰爭中度過。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歷過戰爭，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因為他們最好的青春年華耽擱在"文革"當中；而年輕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透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爭反映歷史呢？

當時我就站起來說："我們可以透過別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鬼子拼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複製歷史，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小說家寫戰爭——人類歷史程序中這一愚昧現象，他所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也可以寫戰。"

我發言以後，當場就有人嗤之以。事後更有人說我狂妄無知，說我是"小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說我是碟子裡扎猛子不知道深。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好幾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懸崖。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我必須馬上動筆，寫一部戰爭小。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我發現"文革"前大量的小說實際上都是寫戰爭的，但當時的小說追求的是再現戰爭過。一部小說，常常是從戰前動員開始寫到戰役的勝利，作者注重的是戰爭過程，而且衡量小說成功與否的標準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現了戰爭的過。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我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譬如前蘇聯的著名電影《第四十一》，寫了一個苦大仇深的紅軍女戰士，在親手擊斃了四十個白匪軍之後，擔任了一次押送俘虜的任。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部隊被打散，她與一個英俊漂亮、很有藝術修養的白匪軍官流落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天長日久，兩個人產生了感情，開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階級身份忘記。突然有一天，來了一條白匪的大船，那個白匪軍官向著大船撲去，紅軍女戰士的階級性也突然甦醒了，操起步槍，將白匪軍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灘。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作家營造了這樣一個環境，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這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實驗室。這樣的觀念、這樣的寫法今天看來比較合乎文學創作規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經歷了長期左的思想禁錮後，還是被很多人質疑和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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