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時，家長去公社落戶口，可以領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兩斤豆油。生了雙胞胎的可以獲得加倍的獎勵。家長們看著那些金黃色的豆油，捻著散發出油墨香氣的布票，一個個眼睛潮溼，心懷感激。還是新社會好啊！生了孩子還給東西，我母親說：國家缺人呢，國家等著用人呢，國家珍貴人呢。

人民群眾心懷感激的同時，都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多生孩子，報答國家的恩情。公社糧庫保管員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學肖下唇的母親——已經給肖下唇生了三個妹妹，最小的那個還沒斷奶，肚子又鼓了起來。我放牛回來時，經常看到肖上唇騎著一輛破腳踏車從小橋上經過。他身體胖大，腳踏車不堪重負，發出吱吱扭扭的聲音。經常有村裡人開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紀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著回答：不能空，為國家造人嘛，必須不辭勞苦！

1965年底，急劇增長的人口，讓上頭感到了壓力。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計劃生育高潮掀了起來。政府提出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縣電影隊下來放電影時，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燈片普及計劃生育知識。當銀幕上出現那些男女生殖器的誇張圖形時，黑暗中的觀眾發出一陣陣怪叫和狂笑。我們這些半大孩子跟著瞎起鬨，很多年輕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這樣的避孕宣傳簡直就像催生的春藥，縣劇團組織了十幾個小分隊，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戲《半邊天》，批判重男輕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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