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十九年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數千農民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自發地聚集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裝置，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創作著的家族小說，用了三十五天的時間，寫出了這部義憤填膺的長篇小說。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經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語錄：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小說發表後，許多人問我：這段話，是斯大林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的？為什麼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處？

我的回答是：這段話是斯大林在我的夢中、用菸斗指點著我的額頭、語重心長地單獨對我說的，還沒來得及往他的全集裡收，因此您查不到——這是狡辯，也是抵賴。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夠說出這些話的，他沒說是他還沒來得及說。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終於漸漸地擺脫了沉重的政治枷鎖的束縛，贏得了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地位。但也許是基於對沉重的歷史的恐懼和反感，當時的年輕作家，大都不屑於近距離地反映現實生活，而是把筆觸伸向遙遠的過去，儘量地淡化作品的時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纖細的脖頸難以承受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難以擔當人民群眾代言人的重擔。創作是個性化的勞動，是作家內心痛苦的宣洩，這樣的認識，一時幾乎成為大家的共識。如果誰還妄圖用作家的身份干預政治、幻想著用文學作品療治社會弊病，大概會成為被嘲笑的物件。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是寫了這部為農民鳴不平的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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