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題目在《子夜》的後記上我已經說過了，諸位看了那篇後記，已可知道一個大概。不過諸位既然出下這題目，要我再談談，那就隨便談談罷。

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談：第一是寫作的動機，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層樓上有點氣悶，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約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這個時候正是汪精衛在北平籌備召開擴大會議，南北大戰方酣的時候，同時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運動高漲的時候。當時我眼病很厲害，醫生囑我，八個月甚至一年內，不要看書，不然則暫時好了，將來也不免復發。我遵醫囑靜心養病，並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經衰弱，我便一意休養。每天沒事，東跑西走，倒也很容易過去。我在上海的社會關係，本來是很複雜的。朋友中間有實際工作的革命黨，也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間有企業家，有公務員，有商人，有銀行家，那時我既有閒，便和他們常常來往。從他們那裡，我聽了很多。向來對社會現象，僅看到一個輪廓的我，現在看的更清楚一點了。當時我便打算用這些材料寫一本小說。後來眼病好一點，也能看書了。看了當時一些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文，把我觀察得的材料和他們的理論一對照，更增加了我寫小說的興趣。

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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