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蓀吾兄：憶自迪寄奉一信，忽又半載。頃得讀《文學月報》第5號，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兄等之努力，殊為欽佩。而於《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特輯，尤感興趣。光未然之長文及座談會諸公之高論，大部分皆與鄙見相合。以群兄之見解，弟尤有同感。蓋據弟見聞所及而言“民族形式”之前途，可能有錯誤之傾向發生而滋長，——此即強調了舊形式在民族形式上之比重，而以今日民族形式之提出，視為五四新文藝運動之否定，從而流於褊狹的“自力更生”主義；此其一。或者，又以為新文藝之不能深入大眾，主要在於形式，而不知內容亦與有關；中國大眾文化水準之低無可諱言，而在生活重壓之下，凡非與其切身的生活問題有直接關係者，大眾是不感興趣的，是故昔在提出“大眾化”之時，就已再三指出，“要向大眾學習”，—-即要了解大眾以何者為生命攸關，非爭不可；大眾之瞭解一事物，乃透過物質的關係，而非精神的（從具體的行動，而非從抽象的說理），等等一切，然後寫成的作品，能為大眾所接受也。不然，《紅樓夢》、《儒林外史》，是舊形式之佼佼者；然而有幾許大眾對之有興趣耶？今日言民族形式，倘拘執於問題之表面，而誤以為形式是大眾所熟悉，內容便無論怎樣都行，則亦不免背謬；此其二。以上二者，已頗有人論及，但尚嫌棄聲浪不高，易為一般青年作家所忽略。蓋欲吸收世界文藝之精華及向大眾學習，其事甚難；而欲“學習”舊形式，並作換面改形式之所謂“揚棄”，則似頗易為力耳。平心言之，單純之“舊瓶新酒”論，固已受多方面之駁難，然鄙見以為倘能真正做到在舊瓶子裡裝進了大眾所喜愛的新酒，既易上口，又於衛生有益，則瓶雖舊，在今天還是比半新不舊的瓶子裝進了酸酒好得多了。但此非即說不必再努力創造民族形式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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