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學讀書。校長是革命黨，教員中間也有大半是革命黨；但這都是直到K府光復以後他們都做了"革命官"，我們學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課的時候，他們是一點革命色彩都沒有流露過。那時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們。因為那時候革命黨的幌子是沒有辮子，我們的幾位教員雖則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早把辮子剪掉，然而他們都裝了假辮子上課堂，有幾位則竟把頭髮留得尺把長，連假辮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體操教員是台州人，在教員中間有"憨大"之目。“武漢起義"的訊息傳來了以後，是這位體操教員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點興奮。他是唯一的不裝假辮子的教員。可是他平日倒並不像那幾位裝假辮子教員似的，熱心地勸學生剪髮。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經有好幾個學生為的說出了話不好下臺，賭氣似的把頭髮剪掉了。當時有兩位裝假辮子的教員到自修室中看見了，曾經拍掌表示高興。但後來，那幾位剪髮的同學，到底又把剪下來的辮子釘在瓜皮帽上，就那麼常常戴著那瓜皮帽。辮子和革命的關係，光景我們大家都有點默喻。可是我現在不能不說，我的那幾位假辮子同學在那時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為光著頭鑽在被窩裡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來卻不得不戴上那頂拖尾巴的瓜皮帽，還得時時提防頑皮的同學冷不防在背後揪一把，這樣的情形，請你試想，還忍受得下麼，還能不巴望革命趕快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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