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一節所提到的，在五四以前，胡適對國民性問題的看法與魯迅等人幾乎完全一致。胡適早年在國民性問題上也深受梁啟超影響。他後來回憶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說》。”所以青年時代他談到國民性時，其語調與梁啟超、魯迅並無二致。他說，“無論帝制也罷，共和也罷，沒有這個必須的先決條件，都不能救中國。”

然而，胡適很快意識到“國民性決定論”存在重大問題：先訓練好國民性，再進行民主政治建設，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駕照，然後才允許觸碰汽車。問題是，如果不先上車，怎麼能學會開車呢？從晚清開始，執政者就一再以“沒駕照”為由，拒絕民眾登上民主政治這輛新式汽車：慈禧以民智未開為由拖延立憲，袁世凱以民心思舊為由恢復帝制，吳佩孚更說，因為民眾“組織未備，鍛鍊未成”，所以中國只能沿用老路，繼續獨裁。隨著對制度與國民性問題思考的深入，胡適的思路發生了轉折。他開始由“國民性決定論”轉向“制度先行”論。也就是說，他認為“國民性”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相反，只有先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才可能訓練出合格的新國民。

胡適認為，民主制度具有製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為民主政治運作，本身就是一個啟蒙和教育的過程。這種啟蒙和教育，比單純的宣傳更有效。就好比跳進水裡學習，比坐在岸上讀游泳手冊有效得多；坐上汽車操作，也比背下整本《汽車結構與原理》有用得多。胡適說，“民治的制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他說：“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訓練，才能變成好公民。反轉來說，人民如果沒有執行政治的權利，永不能得到那種相當的政治訓練，永沒有做好公民的機會。”他還說：“民治制度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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