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卡特·卡德里的科普讀物《審判為什麼不公正[12]》充滿了各種各樣有趣的故事，他從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講到反恐戰爭的非法戰鬥人員。如果卡德里的目標是吸引讀者的好奇心，那他的成績已經近乎盡善盡美；如果讀者的目標是理解孟德斯鳩所謂“法的精神”，這種海客談瀛洲的寫法就沒有多大的幫助。資料的多少和文筆的優劣只是著作的次要指標，關鍵價值還是在於釐清問題的來龍去脈。動物故事集可以將鯨魚、鯊魚和帶魚的故事放在一起，從人類捕魚、吃魚的角度考慮問題，但動物學就一定要把鯨魚和陸地哺乳動物、鯊魚和軟骨類、帶魚和硬骨類分門別類，不會簡單羅列在同一個平面上，尤其要從魚類本身演化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必須清楚，本書屬於前一類。普通人肯定只關心審判是不是公正，魚兒是不是好吃。這樣的做法似乎非常以人為本，其實卻最難實現自我中心的功利目的。如果準確的魚類學知識是漁業繁榮的必要前提，那麼只有“以魚為本”的梳理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

本書描述了三種正義：日耳曼的習慣法，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社會利益至上的實證法。這三種正義的法源、法理和法定程式相去甚遠。它們雖然生活在同一片海洋裡，卻並不比鯨魚、鯊魚和帶魚更有共同點。作者選擇了場外觀眾和旱鴨子食客的敘事角度，雜亂無章地比較中世紀猶太人、布林什維克政治家和關塔那摩恐怖分子的奇聞逸事。這種做法對文學是好的，對法理學和歷史學卻是壞的。鯊魚翅雖然比帶魚貴得多，但研究兩者在盤子裡的滋味，意義卻相去無幾。也就是說，除了增長見聞，意義不大。分析和洞察是一種深入得多的東西，集郵愛好者和標本收集者的勤勞是不大起作用的。相對於書名提出的“為什麼”，本書的資料過於集中在近現代，也是有失審慎的。法律是最古老和保守的學科，基本價值和框架都來自歷史的黎明時期，近代的演變只涉及表層。鯨魚的表層無疑更像鯊魚，骨架卻證明它是哺乳動物的近親。相似的環境會使不同的正義在具體案件上表現出相似的特徵，從而掩蓋了深刻的種屬差異。這就是為什麼觀眾不是好的法學家，食客不是好的魚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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