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失敗，讓天朝上國一下子蒙了。之後的二十年時間裡（1840—1860），清朝始終不能接受戰敗的事實，更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簽訂割地賠款的條約，道光皇帝內心痛苦萬分。據記載：“傳聞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嘗暫息。使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嘆。”江蘇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條約》，頓時胸悶氣短，驚呼：“我朝金甌無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婦與大皇帝並書，且約中如贖城、給煙價、官員平行、漢奸免罪，公然大書特書，千秋萬世何以善後！”蠻夷女子和皇上在一張紙上共署名諱，皇上還要公開承認道歉賠款，怎不讓自居天朝上國的大小臣工義憤填膺呢？在心底，清朝君臣壓根沒轉過彎來，還想恢復朝貢體系。

但是，失敗之後的清朝又沒有能力與列強再起戰端。國內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等，讓清朝傾注全力去鎮壓。歐洲列強本以為鴉片戰爭的勝利能讓清朝開啟門戶，結果發現事事磕磕絆絆。清朝官府設定了種種障礙，阻礙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就連外國人在中國居留，到中國城鎮遊覽，也成了奢望。後來，首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以“居住方便”為由，從上海道臺那撥了八百三十畝地作為英國居留地——當時在上海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總共只有二十五人。到1848年擴大到兩千八百二十畝，此時上海的英國人雖有增加但總數還不足一百。此後1849年，僅有的兩個法國商人得到了九百八十六畝的“法租界”，1863年七千八百九十五畝的遼闊地區成為了“美租界”。租界讓中國喪權辱國，但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相反還相當配合。因為當時中國官民也不願意外國人和自己住在一起，很願意在郊區劃一塊地把外國人“關”起來。於是，各大口岸城市的郊區就出現了一個個“國中之國”——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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