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更喜歡法家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卻是事實。他重用的人，衛青、張湯、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則其實被邊緣化。

例外的是公孫弘。

公孫弘非同一般。我們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個，罷官免職四人，獲罪自殺二人，下獄處死三人。其餘，則石慶膽小怕事，田蚡精神失常，車千秋唯唯諾諾。既平安無事又能有所作為的，幾乎唯有公孫弘。

然而公孫弘這位儒生卻恰恰是獄吏出身，所以他跟張湯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張湯援引儒家經典解釋判決，公孫弘則對張湯讚不絕口。其中奧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還得從頭說起。

先說秦。

大秦帝國是“吏治天下”的，這當然與他們靠法家思想立國有關。在法家看來，一個國家只需要兩種人：農民和戰士。農民為君主種田，戰士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國強兵。其他人，都是多餘。

那麼，誰來管理農民和戰士呢？

文吏。從朝廷大吏，到郡縣長吏，再到鄉里小吏，都如此。事實上，一個只有農民和戰士的國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種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蟻”，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紀律聽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劉邦創立的新政權則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務仍沿秦例交由文吏處理。佔據要津的則不是功臣勳貴，便是他們的後代，比如曹參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亞夫。周亞夫還既當過太尉，也做過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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