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研究明與帖木兒帝國交往史的學者中，北京大學已故邵循正教授佔有突出的地位。前面我們提到本世紀初以後漸有學者把漢學與伊朗學結合起來，邵循正先生是走在這個潮流前列的傑出學者。他率先把中西史料對比的方法用於明代西域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發表《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係》（注：初發表於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二卷，第一期，單行本，1936年10月；過載《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將帖木兒帝國史臣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著作的有關明朝之記載與《明史·西域傳》比較，多有發現。這樣一篇重要的論文，大約是因為明史學界與西域研究交流較少的緣故，很少見有國內外學者提及。

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為沙哈魯國王后裔作傳記，名曰《兩顆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朝與沙哈魯國王往來的資料，因而此書在上個世紀就已引起歐洲內陸亞洲研究學者們的注意。法國學者迦特梅爾於1843年曾將此書之一部分譯為法文，英國的張伯斯（W.Chambers）也將此記載譯為英文，後來布萊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將英譯收入其《中世紀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當時雖然歐洲已有學者研究《兩顆福星之升起》中有關明與帖木兒往來的史文，但受時代限制，他們均未將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的記載與漢文資料聯絡起來。本世紀初法國蒙古史學家布洛曬（E.Blochet）在其《蒙古史導論》（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將有關段落的波斯文原文摘要刊出，並將其部分譯為法文。布洛曬在詮釋撒馬爾罕地的記載時，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記載，比他的前人大大前進了一步，啟開了利用漢文與波斯文史料研究明代與西域關係的大門，有開山之功。上述歐洲學者的研究成為邵循正先生進一步研究的基礎。邵循正教授閱讀上述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後，感覺尚無滿意之作；本世紀初以前的學者均未能融會中西史料，布萊特施耐德雖收入了張伯斯所譯《兩顆福星之升起》，但未讀波斯文原文，不知譯文疏誤之處及致誤之由。布洛曬雖然已經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史料，但搜求漢文文獻的能力畢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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