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國西北地區曾多次發生過遊牧民族從東向西的遷移運動，原因不外乎擴張、戰敗，或尋找牧場。除了見諸於漢籍的西漢時月氏、烏孫的西遷，東漢時北匈奴遠遁，魏晉時高車西行，唐代歌邏祿和回鶻的西遷等大規模的遊牧民族向西遷移活動外，還有許多為漢籍所漏載的小規模、零星的遷移運動。漠北草原的蒙古化基本上是源出於蒙古高原東部的操蒙古語民族向西遷移的結果。9世紀以後，穆斯林地理科學繁盛一時。在一些穆斯林地理學家的著作中，保留了有關突厥、蒙古諸部的寶貴資料。從這些著作中尋找達旦、蒙古諸部西遷的蛛絲馬跡，將它們與散見於各書的漢文記載相比較，無疑會促進我們對這一課題的研究。

波斯地理學家葛爾迪齊寫於1050年前後的著作《報導的裝飾》，提到了一部分達旦人向西遷移，進入也兒的石河流域，建立Kimäk部落的故事：達旦部落的一個貴族“設”（Šad）率部西行，到達也兒的石河。他們雖然脫離了達旦主體，但是仍然與它保持著聯絡。以致後來又有7個部落或氏族脫離達旦部落主體，來到也兒的石河，它們與設原先所率領的那個氏族一起，在也兒的石河建立了一個新的部落集團。

按葛爾迪齊的說法，西遷的達旦人構成了Kimäk部落的主體，後來加入“設”的部落的7個來自達旦的氏族中，有一個稱為達旦，即塔塔兒。“設”最初帶出來的那氏族可能也是塔塔兒人。其他6個氏族，包括欽察（Qïfčaq），最初可能是這部分西遷的塔塔兒人的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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