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巧合常常叫人無奈。從周武帝第一次大舉伐齊，到滅齊統一北方，相隔的時間是一年半，而從統一北方到武帝病逝，恰好也是一年半。再過兩年半，北周就亡了，作為一個王朝，如此迅猛的衰敗速度，稱得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儘管時間短暫，武帝還是在統一後的北方大力推行了新政。

首先是大規模釋放奴婢和雜戶。這一次的廢奴令，較之建德元年的那次範圍更廣，不僅推行到原來北齊的境內，而且不論官奴私奴，一律從良，非常徹底（上一次只有官奴得到釋放）。

其次，就是頒行了《刑書要制》。

北齊雖然重視立法，有十分先進的《齊律》，但由於政治極度腐敗，法律成了一紙空文。世家大族巧取豪奪、劫掠財物、隱匿戶口、強佔土地，社會動盪不安。“亂世用重典”，《刑書要制》便是一劑及時的猛藥，其中規定：持械搶劫一匹絹以上，不持械搶劫五匹以上，官員監守自盜二十匹以上，小偷及官員詐取三十匹以上（這裡絹只是個衡量單位，表示同等價值的財物），地方豪強隱匿戶口五戶及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頃以上，一概處以死刑。

周武帝一手釋放奴婢，一手用重典打擊門閥士族，兩手抓，兩手都很硬，自然獲得了關東百姓的支援。同時，他也讓天下看到，新興的關隴集團不僅是新的政治勢力，更創造了一種新文化，既不同於過去的漢文化，也不同於過去的鮮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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