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若從全域性來看，高儼發動的這場政變的成功與否，對於北齊的影響都不會很大。高儼不但沒有像他的父親武成帝所誇讚的那樣，在政變中表現出任何過人之處，甚至比略顯木訥的哥哥高緯，都有所不如，說句最起碼的，他連自己究竟想幹什麼都沒搞清楚，就倉促行動，即使能僥倖奪位，也不過是個“高緯第二”罷了。

要知道，同時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為了一場政變的成功，足足等待了十二年！

儘管被明帝宇文毓寄予厚望（明帝在遺詔中評價宇文邕：“光耀宇文家族的，必是此人。”），但是內向沉靜的宇文邕剛繼位時，看起來只想做一個聽話的傀儡。他的新年號是“保定”，顯得比明帝的“武成”要謙卑得多；同時，他也一改以前兩位兄長的作風，不僅絲毫不與宇文護爭權，而且把大事小事通通交付給宇文護。以前說過，北周實行六卿制度，雖說有高低之分（天官冢宰一般相當於丞相，職位最高），但在理論架構上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是平等的，直接對皇帝負責；保定元年，周武帝下了一道命令，其餘五府由天官宇文護總管，就改變了以往的架構，使得宇文護實質上的最高領導地位得到了合法的保障。

周武帝的徹底放權，既是對自身的保護措施，也是穩定住國家大局的必要手段。與北齊方面鮮卑勳貴與關東門閥之間永無休止的鬥爭不同，北周的派系矛盾，主要是軍事小集團之間的矛盾，及軍事小集團內部的矛盾，前者的表現以趙貴、獨孤信謀反事件為典型，後者則表現為兩任皇帝（及天王）先後與宇文護的明鬥暗爭。透過對這些事件的觀察，年輕的周武帝認識到，在當時的實力背景下，搞流血的衝突政變是行不通的，從整個關隴集團的大局著眼，對於宇文護一時的跋扈，必須採取隱忍的態度。（西魏-北周在宇文泰的經營下，多個小集團形成了關隴集團這樣佔絕對主導地位的利益體，而北齊始終存在兩大勢均力敵的利益體對立，相比而言，宇文泰的政策的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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