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火山爆發般的激情已經平息下去了。教會和國家首腦們都從實施全面符合神學或任何其他真理的活動中作了讓步。小心地迴避人類激情的頂峰和低潮，歐洲社會的領袖們更喜歡依靠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他們對真理的把握只能是部分的，他們的頭腦很少狂熱。因此，慢條斯理的專業風格在社會的重要位置找到了新的活動場所：軍營、佈道壇、法庭、大學、中學、政府衙門，甚至新興的權力機構，如特許狀公司和銀行辦公室等。透過為這些和其他專業化職業提供可靠的環境和用武之地，歐洲社會空前地為多元化思想和情感打開了大門。每種職業雖然都追求自身有限的真理視野，但是都促進了前輩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和精細化，並且不覺得迫切需要建立或遵循一切真理或知識的偉大綜合。只要他們的職業自治和尊嚴不受懷疑，那麼歐洲專業人士就會發現，完全可以讓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在一定限度內自行其是。

當然，從文明之初，歐洲就像其他每個文明社會一樣，一直展現了多元化和妥協的特點。的確，文明的定義之一就是存在專業化分工的社會。因此，在17世紀後半期歐洲，新事物既不像公認的那麼多，人們也不願意容忍差異和分歧，儘管此前幾代人發奮改革，但也沒能消除這些差異和分歧。現代化、均勢和禮貌能夠取代對形而上學確定性的追求，儘管這種追求曾經鼓舞歐洲人互相譴責和破壞對方。雖然邏輯確定性取得了這種妥協，但常識和支援新的專業化分工的事實的確是解決真理和道德問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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