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伊斯蘭教迅速成為有凝聚力的法定生活方式，所以其相鄰民族不得不面臨選擇：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絕。與此前的宗教在文明生活中沒有發揮如此重要作用的時代相比，伊斯蘭教把文明世界劃分為更緊密的單元。但是，跨文化邊界的刺激仍然起著重要的消極作用。在抵制伊斯蘭教過程中，南亞次大陸和基督教世界不得不形成比以前更強有力的特色。

600～1000年間幾個世紀的第二個總體特點是半文明生活方式傳播到此前文明地區的北部和南部邊界。例如，在“遠西”，到1000年，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納入基督教世界的範圍之內。隨基督教而來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階文化和文明社會秩序。與此同時，在東歐和中亞，突厥各部進入文明的邊緣地區。組織得最好的突厥國家沒有接受相鄰文明民族已經創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歡猶太教（如哈札爾人）或摩尼教（如維吾爾人）。他們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獨立性。

由於遊牧、戰爭、駱駝商隊貿易仍然支配草原上突厥人的部落生活，所以他們比較容易與當時主要從事農業的社會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分離。但是，再往西，蠻族與文明團體之間就不存在這種差異。相反，農業技術的大幅提高使日耳曼人和其他蠻族把歐洲平原北部的森林地區開墾為耕地。因此，與草原地區相比，從地理和社會角度看，文明現在能夠以更全面的意義傳播到歐洲“遠西”的森林地區。關鍵的變化是日耳曼農耕者發明了一種新式重犁，它能夠排幹沼澤潮溼地，並結實到甚至能夠翻耕覆蓋北歐大部分地區的黏土。這種重犁首次使低窪的森林地區也能耕種，而此前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熟悉的輕型淺犁根本無能為力。草原地區沒有發生可以與之相比的改變生活條件的技術變革。因此，文明向北擴充套件到日耳曼和斯拉夫各民族所引起的變化，比文明向當時生活在他們東部、熟悉一些文明生活的突厥各部落的北移所產生的變化劇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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