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印度的狂熱宗教信仰和宮廷文化在南亞和東亞贏得皈依者時，在北部歐亞大陸的草原蠻族與農耕世界的邊界，武士和軍隊衝突的刺耳廝殺聲此起彼伏。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農耕防禦者都被正在推進的蠻族所打敗而退避，但是在這條漫長邊界線的中部，伊朗擋住了草原民族的進攻。中國則證明了自己歷經三個多世紀分裂和混亂之後，吸納入侵者和重建統一帝國（公元589年）的能力。相反，羅馬帝國再也沒有從公元378～511年蠻族大入侵中恢復過來。[1]

伊朗人遭遇了更驚險的命運。經過漫長而成功抵禦草原蠻族和一系列艱苦但不重要的反對君士坦丁堡的羅馬人的戰爭後，薩珊波斯帝國在南部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經瓦解了。征服者是新皈依穆罕默德信仰的穆斯林，這種信仰賦予他們理論武器的效果不亞於他們的（非常普通的）騎兵、弓箭和彎刀。但是在伊朗人的文化認同被伊斯蘭世界融合之前，伊朗人抵禦草原民族和更文明開化的鄰居所取得的軍事成功，迫使或誘使西邊的羅馬人和東邊中亞綠洲上的居民，在向西方史學家習慣稱為“中世紀”演變的過程中，從他們那裡借鑑了許多東西。

因此，公元200～600年間，農耕世界北部地區受到兩股不同力量的影響：在大門口持續不斷地襲擊的草原蠻族，另一股與之抗衡的力量就是如何組織有效抵禦蠻族進攻的伊朗例子。稍微仔細地考察這些事件的過程將表明，這塊蹺蹺板是如何在農耕世界被暴露的邊界上發揮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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