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劣根性”問題是“五四”知識分子們率先提出的。談及此，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其實不惟魯迅，這是那時諸多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嘆息無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熱忱於啟蒙者有之，而魯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梁啟超對“國民劣根性”的激抨絕不亞於魯迅。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伊始曾公開發表厲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當死，唯1919年後出生者應生！何出此言？針對國民劣根性耳。當然，他指的不是肉體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適也是不否認國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過他們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識分子，不忍對同胞批評過苛，一主張默默地思想啟蒙，加以改造；一主張實行教育救國、教育強國，培養優秀的新國人種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表達了他的希望：培養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新國人這一教育思想證明了他的希望。

就連聞一多也看到了國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國外修的是“優生學”，致信給他，言及中國人缺乏優生意識。聞一多覆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論，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種上的劣，我將想辦法買手槍。你甫一回國，我親手打死你。”

但他也寫過《死水》一詩：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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