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國百餘年文化雲湧星馳，時有新思想的閃電，撕裂舊意識的陰霾；亦有文人之吶喊，儒士之捐軀；有詩作檄文，有歌成戰鼓；有魯迅勇猛所擲的投槍，有聞一多喋血點燃的《紅燭》；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強國之道，有“新文化運動”勢不兩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歷史的塵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遠，在時代遞進的褶皺裡，百餘年文化積澱下了怎樣的質量？又向我們呈現著怎樣的“表情”？

弱國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鬱的？怎能不是悲愴的？怎能不是悽楚的？

弱國文人的文化姿態，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難得之“糊塗”？怎能不以習慣了的溫聲細語，而拼作鬥士般的仰天長嘯？

當憂國之心屢遭挫創，當同類的頭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們的目光透過百年，向歷史的更深遠處回望過去，那麼遁隱的選擇，幾乎也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時尚”了。

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談《聊齋志異》了。之所以要越過百年先論此書，實在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國文化的扉頁上，分明染著蒲松齡那個朝代的種種混雜氣息。

蒲公筆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幾乎皆我少年時夢中所戀。

《聊齋志異》是出世的。

蒲松齡的出世是由於文人對自己身處當世的嫌惡。他對當世的嫌惡又由於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順遂、富貴命達，我們今人也許——就無《聊齋志異》可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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