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中央計議突圍

反“圍剿”的不利形勢，提示在蘇區內打破“圍剿”的可能性日趨渺茫，雖然博古1934年5月為《紅色中華》撰寫的社論中仍然宣稱：“我們要保衛土地、自由、蘇維埃，直至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最後一口氣！”[340]但這更多隻是政治宣傳。政治離不開宣傳，但宣傳並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發出上述豪言壯語同時，中共中央內部關於突圍問題的討論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報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勢很困難，我們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帶多餘的悲觀主義應該承認，包圍圈越來越小，敵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區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對此一局面，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尋出路。李德回憶，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蘇區的“西南部或東南部突圍”[342]的設想。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提出在敵人逼近中央蘇區腹地、內線作戰不利的情況下，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轉呈中共中央報告時說明了中共中央關於下一步行動的兩個建議：“留在中央蘇區，轉入游擊戰，將其作為我們鬥爭的最重要方法。”“否則我們只有保衛中央蘇區到最後，同時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埃韋特個人雖明顯傾向撤離中央蘇區，但他同時強調：“只有在實行保衛的各種可能性都用盡之後並且在儲存著我們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況下才應使用。”[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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