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蔣介石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第五次“圍剿”期間，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介石依據“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原則，將“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這一軍事、政治並用方針，對“圍剿”的最終走向發揮了一定作用。

作為一個國民革命時期曾經在政治宣傳、鼓動上大得人心並獲取力量的政黨，國民黨深知政治宣傳、收攬人心的重要。在與中共的對壘中，國民黨方面政治上雖然不像中共那樣遊刃有餘，握有主動，但一直力圖有所作為。早在1931年，何應欽就提出：“要消滅共匪，非黨政軍全體總動員集中力量團結意志不能挽救危機，軍事只可以治標，正本清源以及休養生息的種種任務，是望政府和黨部來擔當責任。”[79]蔣本人也談道：“本總司令於去歲督師江西之時，即深知剿滅共匪與尋常對敵作戰絕對不同，苟非於軍事之外同時整理地方，革新行政，斷難以安撫民物而奏肅清之功。”[80]這樣的反省尚稱深切，已切實意識到雙方勝敗的關鍵所在。

從1931年開始，南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圖從社會政治等層面強化本身力量，以與中共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抗衡。南昌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員會，整頓江西地方政治、社會。主要措施包括：督促整頓全省保衛團，將各縣反共義勇隊一律改組為保衛團，區團以下均設守望隊，形成全面監視巡查網；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賦、地租；制定《處理被匪侵佔財產辦法》，規定赤化收復區域土地、房屋各歸原主，恢復地方秩序；頒佈《保護佃農暫行辦法》，規定地租最高額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如遇天災，佃農要求減租，地主不得拒絕；組織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難民”中的青壯年隨軍返鄉，協助運輸、帶路，或參加築路。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開辦特別訓練班，下分“剿匪宣傳隊”，施以政治宣傳訓練，再以團為單位分配到前方部隊，指導政治和宣傳工作。在對特別訓練班的訓話中，蔣介石數次提到“剿匪的實施宣傳要佔六分力量，軍事只能佔四分力量”，[81]這應可視為其後來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釋出對各級黨部訓令，要求加強與中共全方位的政治爭奪，特別指示“組織健全的巡迴鄉村宣傳隊”，進行“剿匪宣傳”。[82]為配合“剿共”軍事、增進行政效率，南昌行營設定“黨政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將江西全省“剿匪”區域共43縣劃分為9個分割槽，每區設定黨政委員會分會，負責指導各區軍事、政治、經濟等事務。[83]這些措施雖由於缺乏具體組織實施的決心和能力，實際效果有限，如蔣介石自己所說，“勞師轉饢，苦戰連年，地方賢良士民，竟無出而相助者”，[84]但起碼錶明國民黨方面對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設上的薄弱環節已有所注意，開始努力在政治和組織上與中共爭奪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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