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直接相關。周恩來曾經談道，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能出動五十萬大軍發起進攻和實行封鎖，那是他的全盛時期”。[54]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盪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鬆，給了其從容展布的空間。

從外部環境看，長城抗戰並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此後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積極調整對外政策，與英、美等國加強聯絡，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於1933年4月開始長達半年的歐美之行，並與美國訂立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認為標誌著“南京政府對歐美國家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強經濟聯絡同時，南京政府向西方國家大量訂購武器裝備，據中央信託局統計，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000多萬元。[56]這些，既加強了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聯絡，又提高了其軍事裝備和統治能力。共產國際軍事顧問1933年初報告：“在敵人方面，武器裝備的質量在不斷提高，其機槍和火炮的配備程度已接近現代軍隊的水平。”[57]具體到實戰中，國民黨軍發動第五次“圍剿”後，將其裝甲部隊和新購德國山炮投入進攻，發揮出相當效果。粟裕回憶：“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傢伙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沖垮。”[58]紅軍兩個主要軍團的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59]“每連有多至六挺的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衝就是傷亡一大堆。”[60]周恩來在1934年初對反“圍剿”戰爭作出初步總結時，印象很深的就是國民黨軍裝備和編制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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