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毛澤東所言“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動派之間的空隙而長期存在和發展”，還是陳誠說的“贛南山鄉遼遠，遂致更成化外”，都注意到了革命發展中的地域因素。確實，一個正在成長當中、尚處弱勢的政治力量，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夾縫中求取生存、發展，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中央蘇區的生存發展之路，離不開這一政治通律。

可以看到，在中央蘇區生成的過程中，恰逢國民黨內部先後展開蔣桂、蔣馮及中原大戰，南京中央對遠在贛閩邊界的中共武裝幾無餘力顧及，只能依靠地方部隊盡力遏制紅軍的迅速發展，這是中央蘇區初期得以迅速成長的最重要外部條件。中原大戰結束後，南京中央開始部署對中央蘇區的全面“進剿”。紅軍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領導下，先後擊敗國民黨的數次“圍剿”，顯示了紅軍靈活機動戰術的威力，而在這期間，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及贛南、閩西獨特的地緣政治也對“圍剿”和反“圍剿”程序發揮著重要影響，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

1930年底到1931年5月，國民黨軍先後發動對中央蘇區的兩次“圍剿”，均遭失敗。連續兩次敗績，使蔣介石不得不認真面對眼前的對手。1931年6月22日，蔣介石親到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信重將領也首次出現於“剿”共戰場。此時，蘇區核心地域位於贛西南的東固地區，這也是前兩次“圍剿”國民黨軍的傷心地，而紅軍主力則在贛閩交界地區，“圍剿”進攻方向在此兩點中如何抉擇，頗費思量。6月下旬，蔣介石決定不以蘇區核心地域為主攻方向，將主攻擊點確定為其所判斷的紅軍主力所在方向，即贛東左翼一線。6月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三軍團、第四軍團、第一路進擊軍、第二路進擊軍共7個師及閩西北各部從南豐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一軍團、第二軍團、第三路進擊軍共7個師從吉安進攻；第十師及攻城旅為總預備軍。當時報章報道：“贛省現有軍隊，合計不下二十萬人。”[261]7月初，何應欽和陳銘樞部分別從南豐、吉安出發，採用“長驅直入”、“分路圍剿”的戰法，形成鉗形攻勢，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然後再深入“清剿”，搗毀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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