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立國形勢，坐北凌南。滿蒙乃天然大後方，江東隱為敵國。自日俄開釁，腹地後方一變為前線。聖祖手定之“因俗而治”一變為“廢旗置縣”、開礦勸商、抽丁練軍，漸同內地新政。蒙王怨離。樞庭以京庫鐵路應之，一期工程即詹天佑京張鐵路（張家口銜接蒙漢，如格爾木綸帶藏漢），二期工程張（家口）庫（倫）段擬於宣統三年修建，可謂命與時爭。革命軍起，蒙藏乘之。趙爾豐、三多之改土歸流策功虧一簣。

新政與民爭利，新軍、新學皆財政無底洞，勸業路礦多由官商，國民皆困而彼獨富，量出為入，赤字以間接稅補齊，鹽課加四成，銅圓貶七成，雜派未計，民生安得不困？清季民變蜂起，實與新政相緣，先進省（如兩湖）最盛，未可籠統責為政治腐敗，蓋純農業邊遠各省受擾反輕也。唯一確能贏利者，仍系滿蒙墾荒舊術。主事之西林、東海[7]皆曰“天下大利莫如農”。以庚子後財政飢渴，絕無任何力量能阻止官民共利之墾業。關東盡齊魯，蒙疆入三晉。盟旗有朝不保夕之心，非行孤注，關東、安西之改立行省必為蒙藏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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