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蘭教王國最西邊的摩洛哥，蘇丹政府曾經嘗試擴張其管轄權，並對無政府、頑強而且家族互鬥不休的柏柏爾人實行某種有效控制，不過不怎麼成功。事實上，摩洛哥在1907—1908年發生的事件，甚至不一定稱得上是革命。如果不是由於帝國主義擴張的壓力，在古老的但19世紀已呈朽腐之態的波斯帝國，同樣不可能發生革命。波斯當時受到俄國和英國的雙重壓力，它竭力想逃避這樣的壓力，於是從比利時（日後的波斯憲法便以比利時為藍本）、美國和德國等西方國家請來顧問和幫手，不過他們也發揮不了什麼制衡作用。當時的波斯（伊朗）政治已經隱含了三股革命潛力，這三股力量將在日後匯聚成引爆1979年更大規模革命的力量：對國家衰弱和社會不公具有深切體會的西化知識分子；對外國經濟競爭富有深刻感受的市場商人；以及伊斯蘭教導師團體——這些宗教導師代表了伊斯蘭教什葉派（Shia），該派擁有波斯國教的地位，足以動員傳統民眾。上述人士都深切瞭解到西方影響與《古蘭經》的無法相容。激進分子和宗教導師的聯合，已在1890—1892年間展示其力量。在1892這一年，帝國政府不得不取消一位英國商人的菸草專賣權，因為國內發生了暴動、起義以及一次相當成功的對菸草出售和使用的聯合抵制，甚至波斯國王的妻妾也參與這項抵制。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及俄國的第一次革命，暫時消除了加諸波斯的折磨，而給了波斯革命分子鼓勵和方略。因為，打敗這個歐洲皇帝的強國，不僅是亞洲國家，而且還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因而，不僅是激進解放分子將憲法視為西式革命的明顯標誌，較廣大的公眾也將它看成一種“神秘的力量”。事實上，許多宗教領袖相率前往聖城庫姆（Qom），以及許多市場商人協同逃往英國公使館（連帶造成德黑蘭商業的停頓），在1906年時，為波斯贏得了議會選舉和一紙憲法。然而英俄兩國1907年的和平瓜分波斯協議，卻使波斯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因此，波斯的第一次革命實際上已在1911年結束，不過在名義上，波斯仍保有一紙類似1906—1907年的憲法，一直到1979年革命為止。[5] 另一方面，由於沒有其他帝國強權能向英國和俄國挑戰，反倒使得波斯這個國家和它的君主政體得以生存下來。波斯君主除了一旅哥薩克（Cossack）軍隊外，根本沒有什麼權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旅哥薩克軍隊的旅長，建立了最後一個王朝，史稱巴列維王朝（Pahlavis，1921—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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