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述時期開始於在歐洲統治者及其驚恐的中產階級當中所爆發的國際性歇斯底里症，這種歇斯底里症乃是1871年為時短暫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所引起的。在平定了巴黎公社之後，勝利者對巴黎居民展開大屠殺。這場屠殺的規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紀國家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甚至以我們今日比較野蠻的標準來看，也十分可觀（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可敬的社會所發作的這場短暫、殘忍，卻也極具當時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資產階級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民主化。

誠如睿智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所云：民主政治是人民大眾的政治，而大眾整體而言是貧窮的。窮人和富人、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其利害關係顯然不會一樣。但是，就算我們假設這兩個階級的利害關係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作家所謂的“上流人士”一樣。這便是19世紀自由主義的基本困境。自由主義雖然聽命於憲法和選舉產生的獨立議會，但它卻藉著不民主的作風儘量迴避它們，也就是說，它不賦予大多數本國男性公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遑論全部的女性居民了。在本書所論時期開始之前，民主的穩固基礎是建立在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時代講究邏輯的法國人所謂的“法定國家”（the legal country）和“實質國家”（the real country）之間的區別上的。維護“法定國家”或“政治國家”的防禦工事，乃是投票權所需的財產和教育資格，以及在大多數國家當中已經制度化的貴族特權（如世襲的貴族院）等。自“實質國家”深入到“法定”或“政治”國家政治範圍的那一刻起，這種社會秩序便有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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