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其特殊使命，這些使命將攜手走向人類總使命的完成。這樣的使命構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聖的。

——青年歐洲兄弟守則，1834年

這一天將會來臨……當優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義的青銅底座上，一隻手握著啟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另一隻手持著仲裁者的天平。人們將懇請她解決爭端，即那些現在向我們高喊強權即公理，並輕蔑地用長筒靴踢打我們的民族。

——西本費弗爾（Siebenpfeiffer）的漢堡演講，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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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後，如我們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樣，贊成革命的總運動分裂了。而分裂所導致的一項後果值得特別注意，即自覺的民族主義運動。

這場運動發展的最佳象徵，便是1830年革命後由馬志尼建立或發起的“青年”運動：青年義大利、青年波蘭、青年德意志、青年法蘭西（1831—1836年），以及19世紀40年代類似的青年愛爾蘭。青年愛爾蘭是芬尼亞勇士團（Fenians）或稱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紀早期密謀派兄弟會組織當中，唯一延續至今且獲得成功的革命團體，並以進行武裝鬥爭的愛爾蘭共和軍而聞名於世。這些運動本身並不重要，且只要有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們完全無效。但在象徵性意義上，它們卻極其重要，從日後的民族主義運動紛紛採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這類標籤，即可見一斑。它們標誌著歐洲的革命運動碎裂成民族的革命運動。這類民族革命團體之間，無疑有著大致相同的政治綱領、戰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幟——幾乎總是某種形式的三色旗。他們的成員認為：其自身的要求與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間並沒有矛盾，而且他們的確設想建立一種可同時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關係。另一方面，各個民族革命團體則傾向於透過為大家選擇一個救世主的角色，來為其首先關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態進行辯護。藉由義大利（據馬志尼說的）、波蘭［據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說的］，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民將被引向自由。這是一種很容易淪為保守政策或帝國主義政策的觀念，在那些強調自己是神聖的羅馬第三帝國的俄國親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後不斷重複著將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國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危險。大家一致認為，民族主義這種模稜兩可的現象，可回溯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但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世上的確只有一個偉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為也足以讓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動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個模糊不清的（實際上由一小撮密謀派和流亡者代表的）“義大利”、“波蘭”或“德意志”，只有對義大利人、波蘭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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