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記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歡偷看下流場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種人身上和各個地方尋找瑕疵。對他們有誘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場面，而是諸如騷亂和搶劫、國家分裂和輪船遭難、銀行家流竄到里約和燒死尼姑之類的事情——榮耀是他們的追求，壯觀是他們的激情，而正規卻是他們的敵人。

記者們帶著相互感染的緊張氣氛扎堆兒到處跑，他們只能猜測在什麼程度上他們的大量出現會激起一種偶然事件，把人們的情緒鼓動起來。因為記者招待會、照相機和麥克風已經成了我們時代所發生事件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以致今天沒有人知道是人在製造新聞還是新聞在造就人——南越總理阮高其威脅著紅色中國的安全，因為在他第六次登上雜誌封面後，無疑感覺更強大了。在紐約警察襲擊了年輕無賴們的指揮部後，人們發現一些匪徒頭子儲存有報刊資料剪貼簿；在巴爾的摩，當《亨特利—布林德利報告》[注：《亨特利—布林德利報告》（The Huntley-Brinkley Report），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1956年到1970年播出的晚間新聞類節目。—編者注，下略]提到該城市整個夏天平安無事沒發生一起種族騷亂之後僅一天，就出現了一場種族騷亂。如果沒有新聞界的介入，政治家們就知道他們沒有必要發表演說了，民權遊行者就會推遲他們的遊行，危言聳聽者也要撤銷他們可怕的預言了。自越南成了報紙上的主要話題以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柏林牆兩邊的軍隊，自然是相安無事，無聊地觀看姑娘們在旁邊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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