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生性詼諧，愛說笑話。他對門下子弟李鴻章和俞樾曾有評語：“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拼命著書。”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也實現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開啟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王國維透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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