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鋪劉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經“閃亮登場”了，這是一個憑藉為增崇家做買賣起家並致富的漢族商人家庭。

劉家再豪富，也算不上當時的“大宅門”，我將劉汝舟口述放在“宅門兒”中，是因為這樣的商人與當時的宅門兒有著無法割斷的互依互靠的關係。不瞭解這些商人和他們依傍宗室王公時的心態，對於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會關係的理解，也便會是不全面的。

清朝圈佔北京內城，一度使內城成為旗人盤踞的大兵營，但這些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給於民間，也就不能阻擋那些從事商業、手工業的漢人入城的腳步。這些憑藉與旗人做生意而得以進入京城的漢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計與當權的王公貴族官僚拉攏關係，並最終精心編織起一張複雜細密的關係網。與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這些商人的關係網中，“利”的因素佔據著更大的比例。劉家與增家的關係就是如此，當然兩家對於這種關係的感受、評判並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態也有明顯差異，這是隻有兩相對比才能讀出興味來的。

東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貴族的大本營，能夠在東城買房安家的漢族商人均非等閒之輩，非有過得硬的勢力與財力不可，劉家如此，同仁堂樂家也同樣如此。與此同時，這些商人之間也相互通婚，劉先生所述他四姐與同仁堂樂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實上，我之所以能夠找到劉先生，也是透過樂家人即樂曙青先生的引薦——因為他們是親戚。再回過頭說，同仁堂樂家子弟與內務府大員增崇家的少爺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華比銀行做事的六叔，當年就曾與華比銀行總經理柯鴻年的兩個少爺以及同仁堂樂家少爺樂元可，並稱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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