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二·九”運動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如果還在孔德,我也許不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女一中那時是“一二·九”運動的核心,我們的校長叫孫蓀荃注170,是個進步人士,因為她的被捕,女一中才變得非常出名,否則我也不一定會參加遊行。
“一二·九”時我是交通員,一天到晚跑來跑去根本不上課。老師從小講五四運動,講自由平等博愛,我對這些東西印象很深。而且我那個老師的妹妹不是共產黨麼,我說共產黨那麼好,我也找共產黨去,所以我那樣做很自然。後來我要離開家,我媽不讓我走,說你走了以後,你爸爸回來要人,我就沒辦法了。那我也要走。那時候叫抗戰,我要抗戰去。我媽非讓我到我父親那兒再走,我只好帶著我大弟弟到我父親那兒。我們倆人和另外好幾個人一隻船走的,就這樣到了南京。
我到南京,我父親就來找我了。他們國民黨正要往九江撤退,巧就巧在他馬上就要上船開走。他就帶著我和我弟弟,跟他們一道坐船到九江。那是夏天,8月份,九江正好發大水。我就跟他們商量,我不敢說別的,就說我要到南昌讀書去,那時候不曉得國家會一下子淪亡。他不讓我走,他說你還小,你一個女孩不能出去,那時候是1937年麼,我16歲還不到。他說社會黑暗,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你懂什麼意思麼?就是推車子的、在船上幹事的、開店的、衙門裡的,都沒有好人。他對舊社會認識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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