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什麼

“當一個人厭倦了倫敦，”塞繆爾·約翰遜說過，“他便厭倦了生活，因為生活所能提供的，倫敦都有。”那是在1777年，每一種思潮，每一種新奇的發明，都使約翰遜博士的家鄉充滿活力。倫敦有大教堂和皇宮，公園和河流，高樓大廈和貧民窟。最重要的是，倫敦有可以購買的商品——花色之齊全，種類之繁多，超出了之前任何時代的人們最為天馬行空的想象。打扮精緻的淑女和紳士可以在牛津街新建的拱廊外停下，款款走下馬車，選購新奇的商品，如雨傘（這是18世紀60年代的發明，英國人立刻發現它不可或缺），或者女用手提包和牙膏（兩者都是那個10年裡的新產品）。不僅僅是富人在享受這種新的消費文化。令保守人士感到驚恐的是，生意人在咖啡店裡消磨時光，窮人把下午茶稱為“必需品”，而農民的妻子則在購買鋼琴。

英國人開始感到，他們與其他民族不同。1776年，蘇格蘭智者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把英國稱作“小店主之國”，但他的本意是讚美。斯密堅信，英國人對自身福利的重視使得每個人更加富有。他說，只要想想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反差就知道了。長久以來，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土地豐饒，文化燦爛，人民勤勞，人口眾多”，但是已經“在法律與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富庶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再也沒有餘地”。簡而言之，中國人陷入了動彈不得的境地。“勞動力的競爭和僱主的利益”，斯密預測道，“將很快使他們淪落到普通人類生存的最低水平”，結果是“中國底層人民的貧困程度，將遠遠超過歐洲最為貧困的國家……任何腐肉，例如死貓死狗的殘骸，雖然臭氣熏天，招人厭惡，但對他們來說，已經算是美食了，就如同其他國家的人們看來最為有益的食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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