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的普遍使用並未如親眼見證鐵路取代驛站馬車的那一代人所預言的，帶來一個幸福與繁榮的新世紀。人們提出了幾項補救辦法，可收效甚微

1831年，就在第一個修正法案透過前夕，英國傑出的立法家，當代最務實的政治改革家傑里米·本瑟姆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要想自己過得幸福就必須讓別人過得幸福，要讓別人過得幸福就必須去愛他們，愛的方式就是全心全意去做。”傑里米是一位誠實正直的人，他說的都是他認為正確的東西。他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國人的贊同。他們覺得有義務使那些不幸的鄰居們獲得幸福，於是就盡最大能力去幫助他們。是啊，現在已經到了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自由經濟”（蒂爾戈的“自由市場”）的理想在那個工業力量仍被中世紀的條條框框縛住手腳的時代，是一種十分必要的理想，因為那時中世紀的束縛阻礙了所有工業的發展。可將“行為自由”視為經濟生活的最高準則，則導致了非常可怕的情形。工廠的工作時間延長到工人的體力極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紡織機前，未因疲勞而暈過去，她就要不停地工作下去。五六歲的兒童被送到棉紡廠勞動，以免他們在街上發生危險或到處遊蕩。國家通過了一項法律，強迫窮人的孩子去工廠做工，否則就用鐵鏈鎖在機器上以示懲罰。作為對他們勞動的獎勵，他們可以得到勉強維持他們生命的粗食劣菜和豬圈般的過夜之所。常常，他們因極度勞累而在工作時睡著了。為了讓他們保持清醒，手拿皮鞭的監工們四處巡視，如果有必要讓他們打起精神幹活，這些監工們就會使勁地抽打他們的指關節。當然，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成千上萬兒童不斷死去。這真是慘絕人寰。僱主也是人，當然也有惻隱之心，他們也真誠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但是既然人是“自由”的，兒童們同樣也可以“自由”地工作。再說，如果瓊斯先生的工廠不用五六歲的童工，那麼他的競爭對手斯通先生就可以僱到更多的小孩子到工廠做工，要是這樣的話，瓊斯先生很快就會破產。因此，在議會頒佈法令禁止所有僱主使用童工之前，瓊斯先生是不可能去冒這個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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