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們對民族獨立的熱情如此強烈，根本無法壓制。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維也納會議的反動政策。緊隨其後的是希臘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許多歐洲弱小民族，為19世紀譜寫了許多獨立戰爭的篇章

有人也許會說：“如果維也納會議採取了這樣那樣的行動，而非採用那樣這樣的決策，那麼19世紀的歐洲歷史就會是完全不同的。”也許吧，但這種說法是毫無意義的。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人們剛剛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對過去20年的恐怖與無休止的戰爭記憶猶新。他們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確保歐洲的“和平與穩定”，而且他們認為這是歐洲人民最想要的。這些人就是我們所說的“反動人士”。他們自以為是地認為人民大眾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們試圖對歐洲版圖重新劃分，並想以此來保證最大可能的永久的成功。雖然他們最終失敗了，但並非是因為他們用心險惡。總的說來，他們是沉湎於對平靜的青年時代的幸福日子的回憶中的守舊派，盼望著重回“過去的好時光”。可他們沒有意識到，許多革命的思想已經在歐洲人民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來。這是一種不幸，但還算不上罪惡。法國革命將一件事情不僅教給了歐洲，同時也教給了美洲，人們開始認識到，世界人民必須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權。

拿破崙從未敬畏過任何事，也沒有尊重過任何人，所以在對待民族感情和愛國熱情方面，他顯得極其粗暴。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將領宣揚這樣一種新理論：“民族性既不是一個政治邊界問題，也不是圓顱骨或闊鼻樑的問題，而是一種發自內心和靈魂的情感問題。”在他們教育法國的孩子們說法蘭西民族偉大時，也鼓勵西班牙人、荷蘭人、義大利人做同樣的事情。很快，這些盧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優越天性的人們便開始向過去挖掘，並在封建城堡的廢墟下發現他們偉大種族的遺骸，並認為自己是他們軟弱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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